序言
第十一届“青未了——山东省高等学校美术院系应届毕业生优秀作品展”共收到28所高校报送的有效作品387件。经严格评审并公示无异议后，最终遴选出199件作品入选，并自入选作品中精选出优秀作品20件，优秀作品指导教师（前2位）自然入选“优秀指导教师”名单，本次共有25位指导教师获得此项荣誉。
历经十一届深耕细作，“青未了”作品展已成长为集学术建构、人才孵化、美育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平台。通过持续深化的馆校联动机制，既促进了高等美术教育的学术共振，亦拓展了美术馆公共美育的辐射维度。
光之所向，师者引航。 “青未了”作品展，不仅是一次青春才华的璀璨绽放，更是一程艺术薪火的深情传递。那些在作品中闪耀的灵感、扎实的功底与独特的表达，其背后，往往凝聚着导师们倾注的心血与智慧的光芒。
因此，我们特别策划“优秀指导教师”专栏，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优秀的“燃灯者”，走近他们的艺术世界，品读其代表作品与创作感悟。这是一次对艺术教育中坚力量的致敬，也是一次探寻创作源头活水的旅程。
展开剩余95%优秀指导教师：董龙昌
董龙昌，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重点学科艺术学学位点负责人，山东省第三批签约艺术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理论与美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主讲课程入选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曾被评为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山东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论文连续2次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美术高峰论坛”入会资格作品，连续4次入选山东省“青未了”评论征文优秀奖。相关评论成果曾获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资助，理论成果曾获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艺术理论成果奖2项、山东省泰山文艺奖2项、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论文连续3次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美术高峰论坛”入会资格作品。出版学术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研究兴趣为美术理论与批评研究、艺术史与艺术美学研究、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问题刍论
董龙昌
摘要：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批评的话语建构大致呈现出由学习西方到强调民族本位、由单一话语建构到自觉体系探索的发展趋势，这既反映出话语主体体系建构意识的逐步觉醒，又标识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的显著增强，是中国美术批评事业取得成绩的一个方面。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的自觉建构既与批评家话语实践过程中主体意识的觉醒有关，也离不开相关出版机构、学术团体及学术期刊的合力推动。在充分借鉴西方美术批评话语的同时，呼唤本土话语的回归，立足中国文化根基，阐发中国经验，着力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构成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指向。虽然体系建构尚未完全实现，但雏形已经显现。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体现在推动学科发展、促进批评实践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但也存在实践不够、方法不清和价值不明等问题。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的深入建构可以从实践、方法和价值三个维度入手，立足实践为根，寻求方法为脉，弘扬价值作魂，构成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深入建构的一种可能性路径。
关键词：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实践；方法；价值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逐渐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探讨的一个热点话题。在美术理论界，范迪安、尚辉、张晓凌、林木等学者对此亦有积极回应，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术话语体系已成为美术界共识。[i]中国当代美术批评作为中国当代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话语体系建构的达成无疑会对中国当代美术话语体系建构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围绕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话语体系建构问题展开探讨。
一
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的话语嬗变
众所周知，“话语”作为一个基本的语言学术语，首先指的是运用语言符号对某一事物进行严密而清晰的陈述。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领域“语言学转向”的发生，“话语”逐渐突破语言学领域而进入人文社科领域，成为一种与意识形态再生产相关的实践概念，主要指向一种批评理论或社会实践。[1]78-81就此而言，中国美术批评话语既是一种知识形态，更是一种价值形态，其背后折射出的是话语主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
宏观来看，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的话语实践可以分为：20世纪前期的美术批评话语实践（1900—1934）、延安时期的美术批评话语实践（1935—1948）、毛泽东时代的美术批评话语实践（1949—1978）、新时期至世纪之交的美术批评话语实践（1979—2000）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话语特点。
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倡导，以白话文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语言系统逐渐确立并开始成为美术批评的主流话语。美术批评话语言说方式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不仅加快了美术的普及和传播，对于人们艺术素养的提升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而且在话语主体思维、观念的调整方面也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加之美术革命对西方写实主义传统的高扬、“二徐之争”过程中现代主义的崛起，以理性和逻辑见长的西方美术批评话语逐渐取代重感性和体悟的中国传统美术批评话语。西方美术批评话语在其时美术批评实践中的大量出现，成为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批评话语的一个典型特点。如有论者所言：“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术批评的字里行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形式主义、再现、表现、写实、抽象、象征、装饰、变形、夸张、素描、速写、笔触、空间、轮廓等词汇已很常见。”[2]25-37
总体而言，大胆破除传统美术批评的既有藩篱，积极向西方美术批评学习，借鉴、吸收其相关术语、概念，并将其运用于中国美术批评话语实践，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批评话语的突出特点。
20世纪30年代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民族危机和国内矛盾的双重背景下，美术创作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强调美术创作关注现实，发挥抗日救亡的功能成为美术批评话语关注的重心。“国难时期普遍的人群，必须适用反映‘国难’的艺术！可作斗争工具的艺术！”[3]99-102“国画是地道的在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它应该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加倍的关心，在外敌侵入的时候，它为了报效民族几千年来对它培养的恩惠而有所努力，以笔当枪，在宣传上尽力发挥斗争精神才是。”[4]68凡此种种论述，无不显示出美术批评话语已然成为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奋勇抗战的重要途径，现实功利色彩明显。
抗战后期，“鲁艺”成为美术创作与批评的中心。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进一步强化了抗战初期以来形成的美术批评话语，而且确立了美术批评的指导性方向：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坚持现实主义道路，这成为马克思主义美术批评话语本土化的早期典范。[i]
总之，具有本土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美术批评话语的初步形成是延安时期中国美术批评话语的显要特点，它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美术批评的话语实践及其体系建构。
毛泽东时代的美术批评话语是对延安时期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时期的美术批评基本处于一种“一元化”的状态[ii]：在批评方法和话语选择上，学者们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具体化、深入化，强调美术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功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成为美术创作和批评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反映到美术批评的话语实践领域，无论是十七年时期的题材批评还是“文革”期间的主题批评，其重心均是在革命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中强调前者以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有学者对此做过精彩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美术批评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能把理论重心放在自身的基础研究上来，……而是长期在‘革命性’和‘艺术性’，‘内容’和‘形式’这种机械的二元对立中摇来摇去，成为政治批评”。[5]64-67
总体而言，革命与政治话语的一枝独秀成为毛泽东时代美术批评话语的突出特点，这是对延安时期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美术批评话语的继承、发展和完善。由于特殊历史背景使然，美术批评的革命与政治话语最终被歪曲并产生畸变。
新时期至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批评话语在批评的内外两个层面做了重要拓展。内部批评方面，伴随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大潮，美术批评话语在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关系中，强调形式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批评界围绕艺术的形式美、抽象美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展开了充分探讨争鸣，其结果是形式主义批评成为一定时期内美术批评的主流话语。与此相关联的是以强调“表现自我”为话语特色的现代主义批评的重启和“85新潮美术”中美术批评话语本体意识的觉醒。[iii]从外部批评方面看，与新时期思想解放和文化大讨论相呼应，这一时期的美术批评话语“承传了20世纪启蒙话语，经历了社会批评、人性、人道主义话语批评之后，走向一种大文化批评”。[6]429当美术批评话语的形式操练不能解决人们的精神问题时，美术批评话语向文化的转向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在形式与文化的二元话语中，后者最终占据美术批评话语的主导。
就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的话语实践而言，虽然话语实践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建构出不同的美术批评话语，甚至建构出某种具有“体系性”的美术批评话语，如毛泽东时代的美术批评，但这种“体系性”无论在理论的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存在过于单一之憾。由于20世纪动荡多变、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条件所限，中国美术批评话语实践主体在“体系性”追求上尚缺乏明确的自主意识，美术批评的话语体系建构问题真正引起关注已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二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的自觉建构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这种时代情境的变化反映到文化领域则是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积极倡导。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话语体系建构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话语体系建构意识显著增强，这预示着在这一问题上学术自觉时代的到来。
从事物发展的内外因原理看，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的自觉建构既与批评家话语实践过程中主体意识的觉醒有关，又离不开相关出版机构、学术团体、学术活动及学术期刊的合力推动。
就批评主体的话语实践而言，批评家的理论思考和批评个案是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自觉建构所取得成绩的典型体现。
理论思考方面，尚辉、张敢、林木等批评家用力甚勤。尚辉一方面关注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建构之于国家美术形象塑造的重要性。[7]81-82另一方面，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话语自觉和价值自觉成为其思考的重心。在他看来，中国当代美术批评价值体系的建构既体现在经典美术作品之中，也体现在“语言化形态的美术批评里”。[8]8-9只有构建以民族和人民为核心的当代中国美术价值体系，才能解决当代中国美术在全球化时代所遭遇的价值困境。[9]75-83在张敢看来，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话语体系建构“必须走出西方话语的限制，探索基于中国人审美价值和判断的艺术概念”。[10]18-19在林木对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的探讨中，充满着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丧失的惋惜和对西方美术批评话语泛滥的不忿：“本来，我们五千年未曾中断过的民族文化历史脉络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我们也有完整的美术批评美术话语体系。但一百多年来崇洋媚外的文化积习，使今天的美术批评几乎弄不懂民族美术的意蕴。”[11]B02
批评个案方面，无论全国美展、主题性美术创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等事关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的宏大问题，还是涉及艺术家的创作风格、美学特色等具体问题，都能看到批评家在话语实践过程中的积极回应。代表性成果有《之间：穿越历史的审美叙述》（尚辉，河北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困扰与重返：图像时代的造型艺术》（尚辉，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凝望之境：中国现代美术品读与省思》（于洋，中国文联出版社，2020年版）等。这些批评文本展现了批评家广阔的人文视野、自觉的方法追求和鲜明的价值立场，他们以众多高质量的批评文本展现了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探索。
在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出版机构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美术出版社于2008—2011年间出版了《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10卷）；河北美术出版社自2006年以来开始出版《当代美术批评家文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达16种之多；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文库》（20册）。这些出版机构对批评家批评文本的集中出版，对于人们深入广泛了解中国当代美术，对于建构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话语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文献意义。
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的自觉建构还离不开相关学术团体和学术期刊的积极推动。中国美术家协会及其下属的美术理论委员会、《美术》杂志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扎实推进当代美术理论建设，加强理论评论工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美术家的美术创作。[12]30-31在这一背景下，为进一步挖掘、培养美术理论和美术批评人才，强化美术理论和批评对美术创作的引领作用，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美术高峰论坛应运而生。2018年首届全国美术高峰论坛在济南举办，2019年和2020年又相继在扬州和重庆成功举办，这成为建构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的重要学术事件，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
三届全国美术高峰论坛的召开，使得美术界在铸就美术高峰，构建中国当代美术话语体系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以及《美术》杂志的引领下，学术界围绕美术批评的理论话语体系展开了深入探讨，对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推动作用明显。[i]
总体来看，在充分借鉴西方美术批评话语的同时，呼唤本土话语的回归，立足中国文化根基，阐发中国经验，着力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构成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指向，虽然体系建构尚未完全实现，但雏形已然显现。[ii]
三
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与问题
由上述梳理可见，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批评的话语建构大致呈现出由学习西方到强调民族本位、由单一话语建构到自觉体系探索的发展趋势，这既反映出话语主体体系建构意识的逐步觉醒，又标识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的显著增强，是中国美术批评事业所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前文所述，美术批评话语不是纯粹客观、立场中立的关于美术的言说，而是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等深层意涵之体现。偱此思路，我们认为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与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思维方式层面看，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反映出方法论建构的自觉。这不仅对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元理论探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美术批评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参照。在元理论层面，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得以出现，对于美术批评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明显，如王林的《美术批评方法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孔新苗的《美术批评的范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等。在实践方面，美术批评话语的更新和方法论的自觉对于批评实践的达成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有论者明确指出：“方法论是提高批评质量和保持学术前卫性的关键，也是建立批评标准和新范式的理论基石。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批评方法的批评是很难与西方理论界平等对话的。当然，也唯其如此，当代艺术批评才能与那些无学理、无艺术史背景的体制批评、商业批评拉开距离”。[13]20-21
其次，从价值立场层面看，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对于当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知道，不同的美术批评话语是不同话语主体价值观之体现，它表征了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如20世纪前期的美术批评话语反映出时人向西方学习的价值理念，美术创作中对“以西改中”或“以西润中”之追求亦是美术批评向西方学习之价值理念的具体体现；延安时期的美术批评话语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价值理念。当中国美术批评步入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美术批评界在对美术批评话语的反思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中国美术批评应为中国美术立言，大力弘扬中国文化、中国价值观。“建立以中国自己的文化为内核的审美价值评判标准，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中国立场的、具有中国价值观的艺术批评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14]13-1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15]23这既是对创作的要求，也构成了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建构的价值指南。
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意识的增强，既与社会主义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历史语境下，人们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意识的增强密不可分，也与新时期以来美术批评话语建设的不尽如人意息息相关。如果说，20世纪初至新时期到来之前的中国美术批评话语带有更多的“政治化”色彩的话，新时期之后的中国美术批评话语则带有较为明显的“去政治化”特征，这一特征又主要是通过美术批评话语的“西化”来达成的。[i]毋庸讳言，西方美术批评话语的引进为中国美术批评事业提供了方法启迪和话语借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美术批评的现代转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美术批评话语在向西方学习借鉴过程中确也存在“食洋不化”“削足适履”等诸多问题。当前学界关于美术批评话语“失语”“失信”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多与此相关。对此，有论者曾言：“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方法模式、基础理论、操作规范等都还没有相应的建立，还一直停留在一个极低的学术水准上。严格点说，由于当代美术批评还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之中，因此，批评的话语从本质上讲还是一片空白。”[16]12-20这种表达虽有些极端，但却存在某些合理之处，它折射出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总体来看，中国当代美术批评在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就美术批评个体的话语实践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与美术实践存在一定隔膜，不了解特定美术门类之线条、色彩、笔触、明暗、构图等造型特点，漠视美术实践之于美术批评的意义，一味强调美术批评作为一种思想创造的独特性等现象时有发生，美术批评话语要么因“不及物”而蜕变为一些无关痛痒的说词，要么因“无物”而演变成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如有论者所言：“美术家的创造有着自己个性化的造型语言，作为美术批评家如若对造型语汇了悟不深，而只是籍凭着直觉去批评作品，不论怎样，将有失偏颇。”[17]6-7与话语实践对象的隔膜、游离，不仅极大地影响了美术批评之于美术创作的公信力，而且最终使美术批评陷入异常尴尬的境地。
第二，就话语实践的方法而言，围绕方法论的探讨出现缺失与泛滥两极并存的局面，真正立足中国当代美术实际的方法论尚未建立。一方面，在美术批评话语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普遍的方法论吁求，这一吁求贯穿新时期以来的各个时段，如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谈到：“当前，中国批评家大多没有明确的方法意识。”[18]25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认为：“方法论问题的建构和深化，是我国当代美术批评的一个迫切的课题。”[19]33-35步入21世纪，有学者更是明确指出：“当代美术批评的重建须从批评的方法论入手。唯其如此，美术批评才能解决批评本体论上存在的问题。”[20]80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美术批评话语实践过程中，对西方美术批评话语的过度征用造成“强制阐释”之嫌，中国美术批评成为西方各种美术批评话语的“跑马场”， 本土美术批评话语空间被挤压殆尽，这种情况下，美术批评陷入“失语”之境也就显得在所难免。
第三，就话语实践的价值立场而言，如前所述，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指南，这是中国美术批评事业所取得成绩的一个方面。但这主要是就美术批评话语主体的群体性而言的。从美术批评话语主体的个体性来看，部分从事美术批评的批评家在批评实践过程中存在价值立场不明、自主性缺失等问题，“在市场的妖魔化中，美术批评能坚守多少真诚的理性判断、多少真理性的价值拷问，是我们今天值得警惕的职守沦丧”。[7]81-82受利益的驱使，美术批评蜕变成毫无原则的“表扬”，“美术批评已经变成了服务性行业，批评文章成了文字花篮。……红包批评、有偿批评大行其道”。[21]18美术批评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最终导致其激浊扬清、去芜存菁功效的缺失。
四
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深入建构的可能性路径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一员，美术批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程序性。众所周知，立足话语实践的视点，美术批评可以细分为现象描述、形式分析、意涵阐释和价值判断四个关键环节。现象描述主要依据话语主体的个人感受对批评对象进行简单描述，形式分析更多围绕批评对象的线条、色彩、构图等形式因素展开，意涵阐释是话语主体在现象描述和形式分析基础上对批评对象的深层意蕴加以发掘，价值判断则是话语主体立足于前三个环节而对批评对象的价值意义及历史定位所进行的综合判断。它们层层递进，最终使美术批评活动得以顺利完成。[i]综合来看，“实践”“方法”和“价值”是美术批评话语实践四环节的三个关键着力点。强调美术“实践”之于美术批评的重要性是前两个环节的侧重点，第二、第三环节则对“方法”格外重视，最后一个环节无疑强调的是“价值”。[ii]美术批评的话语实践过程为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的深入建构提供了启思，我们认为，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的深入建构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实践之维。这是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深入建构之根。这里的实践既包括作为个体的话语实践，也包含作为群体的广大人民的实践。从作为个体的话语实践而言，美术批评的话语体系建构，一方面要求批评家对具体的美术创作实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各美术门类基本的形式技巧和艺术规律保持敏感和热情，朱光潜先生所谓“不通一艺莫谈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也要求批评家要有相当的批评实践，将个人的知识积累和理论素养以一种明白晓畅的话语创造性地应用于批评实践，融理性分析与感性体验于一炉。王朝闻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理论和创作方面的双重积累，使得他的美术批评“不尚空谈，既不是从定义出发去作概念的推演，也不是囿于个人经验只停留于简单描述，而是坚持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的研究方法，有着鲜明的实践性特征”。[22]4从作为群体的广大人民的实践而言，中国当代美术批评在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还应该自觉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展现新时代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追求美好生活道路过程中的伟大实践。
第二，方法之维。这是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深入建构之脉。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离不开方法的自觉，特定目的的实现需要寻求特定的方法。如黑格尔所言：“在生活中我们有了目的。于是便反复思索达到这个目的的种种方法。……按照目的，我们便决定达到这目的的手段或工具。”[23]74就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的建构而言，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批评的话语体系建构在对西方美术批评方法引进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快速缩小了与世界的差距，基本保持着与20世纪这个‘批评的时代’的同步，较好促成本土美术批评的现代转化”。[2]25-37但如前文所述，问题也比较明显。走出中国美术批评话语的“失语症”，建构属于中国的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中国自己的方法论，需要立足中国文化根基，在学习借鉴西方话语方法的同时，增强中国本土的方法论意识，加强对中国传统美术批评方法论的研究，如美术批评话语的“诗性”传统、整体的“意象”传统、方法的 “拟喻”传统和风格分类的“品评”传统等。
第三，价值之维。这是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深入建构之魂。建构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话语体系离不开价值之自觉，这又与话语主体的自觉密不可分。一方面，在具体的美术批评话语实践过程中，话语主体对批评对象要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指明优劣，真正发挥美术批评作为“磨刀石”的功用，从而促进美术创作的繁荣。另一方面，如果将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其话语体系建构又离不开话语主体对总体时代情境的把握。在多元文化激荡的当今世界，要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特性，构建属于本民族的美术批评话语体系，首先，需要树立文化自觉意识，正确认识文化之古今、中西的异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借鉴。其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24]30在此基础上，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应当成为话语主体实践的价值指南。
总之，从话语实践的实际出发，立足实践为根，寻求方法为脉，弘扬价值作魂，构成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话语体系深入建构的一种可能性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15]24这为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话语体系建构指明了总体方向，我们期待着。
（发表于《艺术百家》2021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文摘》2022年第1期转载）
[1] 详见王瑞《构建中国当代美术话语体系——首届全国美术高峰论坛综述》，《美术》，2018年第11期，第6-8页；王瑞《加强理论建设，引导创作发展——“全国美术高峰论坛·扬州”会议综述》，《美术》，2020年第1期，第90-94页；王瑞《打磨评论利器，助力主题创作新高峰——“全国美术高峰论坛·重庆”会议综述》，《美术》，2020年第12期，第25-28页。
[1] 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影响，尚辉先生作过精彩论述和全面探讨。详见尚辉《以人民为主体的艺术社会学探索——<讲话>精神及党的美术主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美术》，2012年第5期，第89-95页。
[1] 尹成君将1949至1976年间的美术批评称为毛泽东时期的美术批评，认为毛泽东时期的美术批评在整体上呈现出“一元化”的特征。详见尹成君《毛泽东时期的美术批评特色》，《设计艺术》，2010年第6期，第65-68页。
[1] 详见易英、范迪安、王明贤、殷双喜、高名潞《批评的本体意识和科学性——批评五人谈》，《美术》，1990年第10期，第22-25页。
[1] 详见孔维克《亟待建立以中国价值观为核心的当代美术批评体系》，《美术》，2017年第9期，第13-14页；刘佳帅《主体的自觉与建构——21世纪<美术>杂志对中国当代美术理论的探索》.美术，2020年第11期，第22-29页。
[1] 参见梅墨生《批评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立场》，《美术观察》，2010年第5期，第18页；孔新苗《中国美术批评的价值自觉与历史担当》，《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22期，第90-94页；孔维克《亟待建立以中国价值观为核心的当代美术批评体系》，《美术》，2017年第9期，第13-14页；史爱兵《中国艺术批评本土话语的回归与重构》，《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2期，第41-52页；李昌菊《本土美术批评古今之变与承继》，《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3期，第25-37页；等等。
[1] 关于批评话语的“政治化”、“去政治化”和“西化”等问题文艺理论界多有探讨，参见丁国旗《对当下我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思考》，《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14-20页。
[1] 详见王秀雄《艺术批评的视野》，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王洪义《艺术批评原理与写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1-282页。
[1] 美术批评的形式分析环节呈现出一定的复合性，一方面强调美术实践之于形式分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方法自觉对于形式分析之科学性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继林.“话语”：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或社会实践——“话语”概念的知识学考察[J].烟台大学学报，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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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 澍
一审：刘小云
二审：崔文涛
终审：杨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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